中国现代生物化学主要奠基人王应睐:酿得百花终成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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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应睐

生卒年:1907-2001

籍贯:福建金门

身份: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主要成就:

我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之一。主要从事酶化学与营养代谢研究,在维生素、血红蛋白、琥珀酸脱氢酶等领域均有建树,如在国际上第一个证明豆科植物根瘤中含有血红蛋白,发现过量纯化学合成维生素A的毒理作用等。成功组织了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全合成”两项重大研究。

院士语录:

★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去探索!

★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只有将身心全部奉献给科学事业,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攀登科学高峰,只有发扬团队精神,只有不断超越自我,才能有所作为。★我们的工作要处在科学的发展前沿,也要联系中国的特点和国家人民的重大实际问题。

王应睐是谁?

两个“世界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是我国1965年和1981年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取得的两项重大成果。王应睐是这两项成果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但在任何相关论文中坚决不肯署名。就在他的书房,他亲笔划掉了上报国务院关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鉴定成果中自己的名字。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这是熟悉王应睐的人对他的评价。

2001年5月5日,94岁的王应睐走完堪称传奇的一生。两个月后,国际知名期刊《自然》发表纪念文章,专文致敬这位中国科学家,这是不多见的。

很多人可能还不熟知他的传奇——第一位在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被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称为“中国生物化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为解放军和志愿军战士解决营养问题,一手创办了中国生化的“黄埔军校”……

他的故事,对当下别具意味。

1941年

王应睐成为第一位在剑桥大学

获得生化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当时二战激战正酣

王应睐到剑桥大学Molteno研究所

在国际著名生化学家凯林教授领导下

开展对血红蛋白的研究

1945年,二战结束

王应睐谢绝了凯林教授的再三挽留

决定立即回国

当时交通尚未恢复

哪怕绕道而行

也要毅然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

1958年

王应睐创建并担任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首任所长

(现为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他紧盯国际研究前沿

热情邀请了一大批专家陆续回国

组建了当时中国生化科学领域的“梦之队”

平均年龄才三十多岁

当年

他带领“梦之队”提出一个大胆想法

——人工合成一个蛋白质

胰岛素是当时唯一阐明了化学结构的蛋白质

但主流科学界都认为

“人工合成胰岛素将是遥远的事情”

说干就干

为了克服蛋白质研究原材料的匮乏

他们还成立了生化试剂厂

1959年,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

被列入国家机密研究计划

代号“601”

攀登科学高峰的征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

王应睐与协作单位约定:

“不搞这个单位的胰岛素

不搞那个单位的胰岛素

要一心一意

搞出中国的胰岛素”

1965年9月17日

中国科学家得到牛胰岛素结晶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实现人工合成蛋白质

为人类揭开生命奥秘迈出可喜的一大步

1966年的欧洲生化学会联合会议上

代表中国参会的王应睐、邹承鲁、龚岳亭

三位科学家向大会宣读这项成果

国际轰动

面对巨大荣誉

王应睐选择谦让

在胰岛素成果最后的论文署名时

他悄悄圈掉自己的名字

1981年,王应睐领导中国科学家

获得世界上第一个

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

成果发布后

他依然没有署名

两项成果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他的名字也从未在获奖名单上出现

献身、求实、团结、奋进

如今,王应睐毕生凝聚的这一精神

成为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

卓越创新中心的文化内核

新的研究大楼落成后

人们把他“请”进了大厅

把他的办公室保留在大厅一角

仿佛他从未离开

在王应睐领衔的这面院士墙上

如今已有22位院士

人数之多,在全世界的研究机构里

也首屈一指

“王应睐星”闪耀苍穹

彰显了爱国奉献、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

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

代代相传、薪火不灭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科学家

勇毅前行

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团结奋斗!

协同

当前,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要破解事关前沿产业创新发展的重大基础性、战略性问题,需探索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注重发挥建制化组织作用。

人工合成胰岛素,正是一个典型的建制化研究工作。起初,几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分别投入大量人力,组织各自的科研团队,然而研究却迟迟没有突破。时任人工合成胰岛素协作组组长的王应睐,果断谏言,集中精干专业队伍协同攻关,彼此约定“不搞上海的胰岛素,不搞北京的胰岛素,要一心一意搞出中国的胰岛素”。

1958年,胰岛素化学结构的解析工作获得诺贝尔奖。当时,《自然》曾发表评论“合成胰岛素将是遥远的事情”。仅仅7年后,中国科学家完成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2015年是“人工合成牛胰岛素”50周年,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原上海生化所)专门筹建了纪念展厅。中心主任刘小龙曾多次向参观者讲述这个故事,“王应睐先生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他过人的胆识和雄韬伟略令人钦佩不已。”

还有一个“插曲”。当年合成胰岛素时,氨基酸不仅匮乏而且价格昂贵,其他生化试剂也主要依赖进口。王应睐力促成立了东风生化试剂厂,负责合成氨基酸和其他生化试剂,提供给全国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算得上是早期的“产学研”融合。

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难度更大,协作范围更广泛,关系到京沪地区多家单位。王应睐起初担任沪区协作组组长,后挑起整个科研协作组组长的重担。

纯粹

新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产生于1955年,其中有48岁的王应睐。

他曾写下这样一句话: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去探索。

纯粹,是他与无数科学家实现重要突破的不二法门。

1938年春,庚子赔款留英考试首次设了一个生物化学(偏营养学)的名额。王应睐参加考试被录取,赴英国剑桥大学专攻维生素研究。彼时王应睐所在的实验室设备简陋,既没有离心机,也没有光度计。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建立的维生素B1的硫色素荧光测定法,能够简便准确地测定食品及其他生物样品中的维生素B1含量。

王应睐一共发表了9篇论文,这在以往研究生中没有先例,他未经答辩就被授予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此后,他与合作者在国际上率先发现合成纯维生素A过量时有毒性,引起各国学者重视。为扩大生化研究能力与视野,1943年王应睐师从国际著名生化学家凯林教授。王应睐通过完整的实验,证明豆科植物根瘤中含有血红蛋白,得到凯林的高度评价。

还有一次,凯林要他分离马胃里寄生虫背部的一条“红线”,从中提取血红蛋白。过去,凯林也曾要求其他人做这件事,但他们受不了马胃的难闻味道,工作量又太大,都找借口不肯做。而他接了这个课题,知难而进,获得了成功。

上海解放初期,解放军战士由于只吃大白菜、豆腐与大米,普遍舌头糜烂、下身奇痒。临床营养学家侯祥川与王应睐前去会诊,很快就判断为维生素B2缺乏。侯祥川对战士们进行治疗,王应睐则分析食品中维生素B2含量,提出针对性的措施,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战士的主要食物是干粮,但后方生产的干粮过不了多久就会变质。如何防止干粮氧化?王应睐通过研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包括利用含天然抗氧化剂的黄豆粗豆油作为油脂来源,严格控制干粮中催化脂肪氧化的铜铁离子含量,以及采用经氧化处理的包装纸等,同样解决了问题。

1984年,担任了26年中科院生化所所长的王应睐退居二线。77岁的王应睐,从此亲自领导一个课题组长达10余年,瞄准的是当时分子生物学的前沿课题。

1985年,王应睐获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老科学家从事科学工作五十周年”表彰。此后他领衔课题组所做的研究,先后获得2000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01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洞察

“王应睐是一位战略科学家,他对国际上生命科学发展趋势有很敏锐的洞察力。”中科院院士林其谁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酶学、蛋白质、核酸和中间代谢的研究迅速发展,成为生物化学学科的“生长点”。时任中科院生理生化所副所长的王应睐认为,必须紧紧围绕这一“生长点”来带动全局,才能尽快改变我国生化研究的落后面貌。他先后邀请到邹承鲁、曹天钦、张友端、王德宝、钮经义、周光宇等来所工作,加上代谢专家沈昭文,形成了生化研究的“梦之队”。这支梦之队以蛋白质、酶、代谢为主牵头开展生物化学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8年,王应睐出任中科院上海生化所首任所长。大家公认,他不仅塑造了研究所的“形”,也铸造了研究所的“魂”。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分子生物学兴起,王应睐向有关部门建议重点支持这方面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遗传工程技术发展迅速,在他的坚持下,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于1975年成立国内第一个遗传工程课题组。当遗传工程研究初具规模,王应睐力促“乙肝表面抗原遗传工程”项目上马。1982年,得到乙肝表面抗原在细菌中的无性繁殖株,为此后大规模生产乙肝疫苗打下基础。

王应睐还一手创办了中国生化的“黄埔军校”,先后组织近10期高级生化训练班。这些学员后来成为生化领域的骨干,李载平、许根俊、洪国藩、刘新垣等多位院士,都是训练班的学员。中科院院士邹承鲁曾经说过:“中国的生物化学能有今天的水平和规模,王先生功居首位。”

祖国

王应睐的家人一直保存着一张他伏案工作时的照片。在林其谁院士的印象中,这正是他年轻时所看到的王应睐,他经常最早到办公室,总是在忙碌,似乎有做不完的事情。

除了全身心投入工作,王应睐的人格魅力也为人称道。

生化所成立初期,为安装第一台贵重的进口超速离心机,王应睐夜以继日爬上爬下,还手把手教工作人员如何使用和保养。

“王所长对人的爱护是真正的爱护。”这是许根俊院士经常说的一句话。为解决科研人员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王应睐不知想了多少办法,他还写信到香港为职工家属求医问药。1996年,王应睐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他拿出一部分奖金设立了“王应睐奖学金”。

当孙女问王应睐,为何学成后执意回到中国时,得到的回答再简单不过——“那是我的祖国”。科学家精神在他身上,沒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一种日复一日的工作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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